新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 我国部分地区将有大风雨雪天气

[11]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于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情况是‘空白地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中国地震局《地震行政执法规定》（1999年）第20条（不按规定表明身份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和处罚）。公民认为行政行为违法，只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它违法、不可接受，它可能涉及但并不必然涉及道德良知。

只要对它的效力范围加以适当的限定，不妨继续使用。现有法律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特别规定，现在需要的是普遍性的规则。[62]类似地，针对城管野蛮执法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自行制定了规范性文件，如禁止超越法律规定权限，采取没收、毁坏流动摊贩财物等野蛮执法行为。公民对行政行为的效力有争议，通过抗拒行政违法这种独特的方式，以及随后的复议、诉讼等法律程序，可以最严肃地提出法律问题的争议，检验并发展法律。除非有非常明显的法律错误，都应当推定有效，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均受其拘束，非经有管辖权的机关不得变更。

（一）错误的兵役征召麦卡特征兵案虽然以刑事诉讼的形式出现，却是一个行政法色彩浓厚的案件。[7]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克力同篇。{37}原文为the art of taxation as akin to plucking a goose in a manner that ensures that it does not squawk，Joseph Stiglitz On Liberty, the Right to Know, and Public Discourse : 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Public Life,Oxford Amnesty Lecture, January 27，1999。

但这一制度可能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兴许会催生出推进这一制度的动力。{59}但就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权能的实现而言，这一法律框架却面临一系列严峻问题。{6}对赔偿标准的规定，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反映了城乡二元的差异，并实行了房、地分离原则，对各类房地产类型的标准规定支离破碎，对耕地征收的具体赔偿标准则畸低。物业税的税基计算则不同，即使在物业税和市场机制均发达的美国，物业税的税基也是基本通过评估机构评估辅之以政府的核算确定，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评估质量和政府核算的公正性。

而有能力用脚投票（即永久迁徙和移民）的个人几乎都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被征地或是在被征收中被侵权的可能性最小。五、结语中央政府在短期内动用大量资源修订城市拆迁条例的决心，成都等地方政府具有创造性和强调人性的改革措施都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希望。

但无论是排放标准的制定，还是对超标排放的惩处都需要获得排放物构成和排放量的基础信息。与此相类似，美国联邦政府1970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专事征地中产生的迁移和安置问题（relocation ）。本文仅考虑前一个动机和效果。{17}参见城市房屋征收条例第20条及第三章的其他条款。

{71}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还权赋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一文中，作者明确提及了地震重建带来的契机和对改革进程的快速推进，页15-19。{55}在我国征地的情形下，除了从地方政府获得征地的有关信息，被征地人不具有任何替代的信息来源。我国城市房屋征收条例第17条明确规定了该等费用应当包括在赔偿金额中。{65}John Stward Mill, On Liberty, Mill, J. S. 1961（1859）．On Liberty. In The Philosophy of John StuartMill. M. Cohen Ed.，New York : Modern Library : 185-319. {66}参见晏晨辉：论财政透明度、良好公共治理与构建民主财政，《当代财经》2006年第6期。

{38}《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和《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均于2011年1月28日实施。但无论是对这一问题的判断还是对合理市价的探寻，我们都需要更丰富的市场信息和财政收支信息。

帕西亚·蒙克（PatriciaMunch）对芝加哥市1962年到1970年的征地案件进行的研究甚至发现了过度补偿和补偿不足的固定模式：房地产价格高的区域的被征地人获得的赔偿普遍高于赔偿标准，而低价区域的被征地人获得的赔偿则普遍低于赔偿标准。除特别说明之处，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不仅包括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定义的市县级和县镇级两级政府，还包括村民委员会。

对于每一项目，公开的内容应当至少包括征地事由、赔偿金、安置和相关成本等。{34}在中国现阶段推行这一普适原理和制度似乎顺理成章，且具有现成的法律基础;{35}但我国现有财政制度中的信息不透明问题却有理由让我们质疑这一看似符合一般经济规律的建议。在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将指出，对土地财政的准确评价和改革更需要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和经济状况信息的获取难题。{62}《物权法》第62条和63条。{63}例如，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县预算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2009年10月22日生效）要求公开七项财政收支信息。{2}在本文中，物业税指政府针对不动产的所有权在所有权期限内征收的税负，英文制度和文献中称为property tax。

{10}尽管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是众多暴力事件和矛盾的焦点，却因为立法权限的障碍而暂时被搁置。与其他已经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征地发生频率更高，涉及的地域范围和户数更广更大，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给立法和执法带来的困难和成本。

以下仅举两例说明这一思路在法律制度上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以期证明在政府征地制度中推行信息披露制度的制度可行性。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但并未就公民的这一宪法义务赋予任何的权利。

信息的收集、编制、公开和信息决策的过程将会给地方政府的各级人员提供一个绝佳的培训机会，为财政管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升级探索出一条自下而上的途径。{45}参见李燕：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是预算监督管理的基础，《财政研究》2010年第6期。

{4}但这两部分赔偿的具体规则都难以通过全国性普遍适用的规范加以规制。具体而言，信息公开要针对每一具体的征地项目进行，而非一定期限内的汇总数。{41}Tax Foundation, Inc.，Special Assessments and Service Charges in Municipal Finance（1970），pp. 9－10. {42}参见Richard Briffault, A Government for Our Time? The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and UrbanGovernance,99 Colum. L. Rev. 365（1999）。见Rucymg Chen, The Information Challenge to China's Legal System under the Economic Transition（英文草稿），http://papers. ssrn. com/sol3/papers. cfm? abstract-id＝1665435。

{24}台湾学者张永建对纽约1990年到2002年的征地案件研究证实，90％的被征地人获得的赔偿额都偏离了公平市价。{48}这一批评同样也适用于对我国强制征地制度的讨论。

{15}这一条例采纳了实质和程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不仅明确规定了赔偿的范围，{16}还将赔偿金额的确定权从政府手中交予适格且经合法程序任命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并规定了一个底线：房屋征收决定生效之日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同时，信息的公开将可能为利益相冲突的各方和公众提供理性对话的可能性，因为这是帮助人们区分好征地与坏征地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65}缓解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政府规模和财力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专业化的压力，但并不能自动驱除透明度缺乏带来的担忧。普通消费品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柠檬市场的机理{46}也会在公共产品市场上造成类似的结果：当公民和媒体因为缺乏信息无法区别地方政府的坏征地和好征地时，会倾向于假设所有的征地行为都是坏行为，而这样的假设会消弭地方政府进行好征地的动力，使坏的征地行为驱逐好的征地行为。

与此同时，用财务奖励诱使可能掌握排放信息的第三方主动向政府部门报告：法律禁止企业开除或是歧视向政府提供企业上述行为信息的雇员。{43}这与我国向开发商收取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附加的经济适用房开发任务的操作实践极为相似。而这一发现过程必定涉及地方政府收支基本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包括征地行为中的收支。{70}参见李韦森：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提交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法律经济学与中国讨论稿，2010年11月1日。

{50}例如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2条，美国联邦《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第308 （a） （A）条，以及美国联邦《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第114条排放企业的数量和地理分布决定了由执法部门或潜在受害者来进行监控的成本过高。

{70}参见李韦森：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提交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法律经济学与中国讨论稿，2010年11月1日。{19}但无论是其征地发生的频率还是征地涉及的户数规模，都不可与中国的旧城改造或是农村城市化的征地同日而语。

其次，即使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推定合理市价是可实现的，期望政府官员按照该标准进行赔偿可能也只是个美好的理想。{28}总之，地方政府的实际赔偿偏离合理市价似乎是常态，因此需要对偏离幅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